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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人间世》导演坐绿皮火车进武汉“红区”:28天,3万
发布日期:2020-05-23 04:36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坐着绿皮火车抵达武汉时,天还没亮,外面灰蒙蒙的。这是《人间世》抗疫特别节目总导演范士广对武汉的第一印象,“好像被投到另一个平行世界。”

3月3日晚,终于被获准进武汉拍摄的范士广与领队柯丁丁、摄像周圣乐、编导谢抒豪,从上海南站出发。这次出行,他瞒着母亲。“现在想来有点后怕,因为拍摄方法是蹲守式、沉浸式的,相当于天天在‘红区’里头。”所谓“红区”,指重症病区,是感染风险最高、最危险的区域。

5月21日晚,历经一个半月剪辑及后期制作,纪录片《人间世》抗击疫情特别节目首集《红区》率先与观众见面。坐在威海路上的纪录片工作室中,范士广提起他极为敏感的两个数字:28天??这是摄制组在武汉蹲点拍摄的总天数;3万分钟??这是团队拍摄积累的总素材时长。

“不能只有展现人类和疫情抗争的英雄主义叙事”

在绿皮火车上,范士广与谢抒豪一开始计划拍摄一集。“后来从一集变两集、四集,因为拍摄的内容越来越多了。”谢抒豪说。实际上,这时候的他们已经有过上海疾病预防控制中心、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等机构的蹲点经历。抵达武汉后,他们立刻分工,一队去同济医院光谷院区,一队去金银潭医院蹲守拍摄。后来陆续来了其他成员。

《人间世》团队在雷神山、金银潭、光谷蹲守了近一个月。最终敲定下来的《人间世》抗疫特别节目共六集,前四集《红区》《相逢》《脸庞》《雷神山往事》都有关武汉抗疫的点滴;后两集《我要找到你》《我会陪着你》将镜头转回上海,主要聚焦疫情暴发后,上海公共卫生系统如何快速应对。

范士广是调查记者出身,成为一名纪录片导演,对他来说是自然而然的选择。尽管冲到抗疫前线,是一名记者、一名记录者的本能,但他坦言有过害怕:“穿防护服,要用胶布把手腕全部缠紧,我毕竟不是专业人员。我也害怕,每次都拉一位护士仔细帮我检查,就像强迫症似的。”最久的一次,他穿防护服在病房里待了6个小时。最危险的一次,是跟拍一位进病房进行心理疏导的医生。“进去不到一小时,突然感觉呼吸不过来,坐在椅子上感觉快睡着了。”事后想想,范士广觉得可能是一层又一层防护服穿太紧,因而有点缺氧。

在医院蹲点的经历,潜移默化中改变了范士广对纪录片架构的最初想法。“作为导演,天生有种故事感,要拍有表现力的人物,要拍好的故事。但疫情下,除了这些,个人的感受才是最珍贵的。”在范士广看来,记录疫情中发生的一切,“不能只有展现人类和疫情抗争的英雄主义叙事。”

这一“脸庞”属于医务人员

让这一想法变得具体的是一名华山医院的护士。“在走廊中,她讲了一个故事。她照顾的病人,一开始还能和家人打电话联系,后来突然病重、过世了。手机锁在柜子里,不停有电话打过来,有铃声、有振动,直到40分钟后,耗完电量,才不响了。”范士广说,这个画面会让人不停回想,“疫情中每个人经历了什么,我觉得都很珍贵。纪录片不能只有宏大的叙事,这会忽略非常珍贵的东西。”

这一天后,范士广与同事们启动了“百人采访计划”。在他看来,上海援鄂医疗队共有1600多名队员在武汉,每个人的故事都足够珍贵。于是,他们白天蹲点医院,夜晚采访医护人员,这就有了第三集《脸庞》。中山医院副院长朱畴文是第83个采访者。“他一坐下来,一说到武汉,就流泪了。他抬起头,睁大眼睛,长叹一口气,说刚到武汉那天,车辆行驶在高架上,空无一人,这哪是一个特大城市的景象啊。”范士广特意记录下这一幕,而这一“脸庞”,属于支援武汉的医务人员。

由于每次出入“红区”,摄像设备都需要经过严密的消毒。因此在武汉拍摄过程中,50%的镜头都是由手机完成的。“大机器很笨重,也经不起浸泡、擦拭,有时就拿手机拍。”范士广回忆道,“毫不夸张地说,每次消完毒拿到手机,它都是在滴水的。赶忙开机后看到图标,总算松了口气,素材还在。”时至今日,他的手机里依然保存着难以计数的拍摄片段,聊到兴起就翻出那一天的短视频,展示给记者看。

疫情发生后,范士广更容易被那些日常的瞬间打动。有天晚上,拍摄完回酒店,前台的小姑娘戴着口罩,抱着一把吉他在弹唱。范士广把这一幕拍了下来,如同拍纪录片那样。援鄂医疗队返程那天,他从会场走出来,看到路边站着一只人扮的玩偶“皮卡丘”,手上拿着一张纸,上面是“谢谢”两字。范士广也拍了下来,尽管看不清玩偶服里那位武汉市民的脸。“他在那里等了半个小时,就为了说这两个字。你看这颜色多么鲜亮、温暖。”范士广说,疫情之下,更显示出日常生活的温度。

3月31日,范士广等第一批摄制组随上海援鄂医疗队返沪。在青浦的隔离点,摄制组马不停蹄地开始《人间世》抗疫特别节目的剪辑,直至现在。

采访尾声,他叫住记者,“帮我们拍一张照吧”。办公室里,四五个人的团队正专心剪辑第四集《雷神山往事》,“这是我们的红区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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